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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 美术研究如何破局

来源: 美术观察 2017-12-05 12: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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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敦煌网站”页面截图

迈入信息时代,拥有数据就拥有了一切。数据不仅作为核心资源,更被誉为“哥白尼革命”,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与信息生产力,更是信息与信息的生产关系。(史春晖《数据科学助力文化创新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报》第1571期第4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凭借大数据的海量信息与技术工具,研究主体在数据采集、抽样统计、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科研能力增强,呈现出新的研究方法和主体价值。正如美国埃雷兹·艾登(Erez Aiden)在《可视化未来:数据透视下的人文大趋势》中所说:“大数据对人类社会各种微观活动的记录和统计,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数据资源,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途径。”

大数据时代,美术研究面对新的技术手段,如何从“小数据”向“大数据”思维转变,在数据扩容、数据关联、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美术研究思维与方法的革新,推动美术研究向数据化、跨学科、科研信息化迈进,也就成为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得不予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的数据思维

大数据背景下,我们需要区分“大数据”与“数据”的不同。所谓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之大、之多、之全,更是数据类型趋于多样化,不仅有结构化的数据表,还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文本,乃至图片、音频、视频、地理位置等数据,而更重要的是利用数据存储技术、数据传输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在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使用数据资料方式方面的转变,打破传统静态数据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大数据不仅提高数据的利用、研究和传播价值,更将传统图书集成、资料汇编等数据资源的巨大价值释放出来,实现数据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换。在此背后则是大数据思维,把所有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利用数据挖掘、计算、分析等技术,直接从海量数据中寻绎出以前我们未曾料想到的信息价值。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的敦煌石窟呈现出的“数字敦煌”,不仅是对敦煌洞窟、壁画、彩塑及敦煌相关文物进行了数字采集、加工和存储,而且搜集、整合、统计、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进行图像、视频、音频、三维数据和文献数据的智能关联,构建了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数字化资源库(参见数字敦煌:http://www.e-dunhuang.com/)。研究者不仅可以人机互动进行720度浏览高分辨率的敦煌石窟全景,而且可以基于敦煌学词汇与图像的检索,实现敦煌大数据分析与数据价值的挖掘,呈现传统研究模式不可比拟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

二、数据关联与学科边界的拓展

借助大数据海量数据的收集、加工与存储,研究者拥有大规模使用、分析与处理数据的条件,我们也就需要从“小数据”向“大数据”思维转变,建立整体与宏观的视野,学会运用大数据来看待和思考问题,摆脱个人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强调事物存在的相关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还原事物具有的语境性和地方性。启发研究者开拓更多的研究空间和观察视野,处理过去无法处理的学术议题,获得传统研究方法所不能触及的多样性与关联性,从而拓展传统美术研究范式的边界,实现美术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拓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计开发的“故宫数字社区”App示意图

传统中国书画研究,一般只是对某些艺术家、特定时期的书画家群体或某个时代背景下的书画作品进行探讨。而借助大数据的数据优势和数据关联,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所有书画家的作品纳入统计分析视野,书画家的出生地、家族背景、家庭成员、求学、科举、仕宦、游历、爱好、作品数量、作品创作信息及后人的相关评价等,都可以按照预先设计的研究方向,以数据表的形式得到收集、整理、分析。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美术作品,不再只是以美术材料、创作时间、主题、风格、形式等数据为中心,而是兼及美术作品得以孕育的文化生态,强调每一件美术作品都不是凭空存在的,是处在美术作品传承与文化所建构的历史时空网络体系中,以这个数据为基点,文史哲各学科融会贯通,进行跨越和打破学科边界的综合研究,从而赋予美术作品更多的文化、历史、时代、政治等方面的含义与价值。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大数据’之‘大’,就在于将各种分散的数据,彼此联系,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层次,以瞻见更完整的覆盖面,也更清楚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未来的取向。”

三、数据处理与科研信息化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已经无法按照常规的数据结构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海量的大数据中,精确而有序的结构化数据只占极少部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成为有待开采的金矿。而要利用或使用这些大数据,也就不能再追求因果式的数据存储与处理方式,而是在数据互涉、关联和数据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整体、关联、动态、开放、平等的数据思维。波普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科学研究中“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和“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借助大数据的数据优势,效用将可以无限放大,从而帮助我们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灵感。

大数据时代的美术研究,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与海量数据的共享,不再囿于某一学科或某一地区的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专业的人,可以因为某一个研究主题而汇聚,在大数据云处理平台上高效而快速的互动与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延展美术研究的生产链条与传播途径,走上多功能、多技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与传播道路。英国科学技术部主任约翰·泰勒(John Taylor)就曾提出“科研信息化”(e-Science),认为信息技术在21世纪的资源共享、跨地科研合作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科研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汇集与资源共享,变革科研组织与合作模式,推动科研活动转型的一个重要手段。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从生产工具的革新推动思维方式的转变开始的,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与思维方式,“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引言)大数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如何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中走出,借助大数据提升对本土美术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与传播,则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潮流与方向。正如史家陈寅恪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写之序时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胡泊,西南大学美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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