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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自述:我是怎样开始拍电影的?

来源: 编剧与剧本 2017-08-07 14: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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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早晨,大家都是想创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我很容易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大学生时候的我。我是在1993年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学的是文学。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当导演的梦想,因为我觉得能够接受电影教育,能够看那么多的电影,将来可能从事电影的编剧,或者评论工作,就非常高兴了。

也就是在大学第一年,我们开始差不多每星期能看到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人的改变首先对于现状的一种不满足,因为在那一年里面,看了那么多最新的,甚至是电影院还没有公演的国产片,我会发现这些影片里面,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关系不大,因为大部分是主旋律的电影。主旋律电影里面基本塑造的是英雄形象。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所以那里面的电影人物基本是高大全,没有真正人的处境。

我记得有一年里面,我们看到大概这样故事的电影大概有七、八部,比如说讲一个女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很偶然去一个山村里面实习或支教,她就被山村朴实的民风留下来,这样的电影一年能看十几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想拍片子,想开始自己的创作。

电影跟其他门类的艺术还不太一样,如果一个人有文学梦,他可能容易展开,只不过是在出版的时候,怎么跟出版工业结合的问题。电影整个生产,你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跟工业结合的话,或者说跟投资体系结合的话,就很难展开你的工作。比如说每一部都需要花钱,可能除了写剧本之外,写完剧本你要去看景,看完景要选演员,请摄影团队租器材,整个做完之后要做后期。每一个创作步骤全是钱。那时候非常得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能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是悄悄地把拍电影的想法就放在一边。

但当时也有一个情况,不像今天互联网时代,今天比如说大家想看巨星的电影,可能在网上都能下载,能看到。或者说大家想了解巨星的电影资讯,电影的出版也很多,网站有那么多,整个电影资源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在我学电影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看巨星的影片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DVD,互联网也刚刚开始,还没有普及到家庭,互联网还是一个想象中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想分享最新的影片也很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5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我们大概有20个左右的同学,都是93级的,我们在电影学院组织了一个小组,叫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实际上在同学内部大家观念比较接近,都有同样电影理想的人组织在一起。最初我们合作的方法就是交录像带,有一个留学生同学送给我一盘录像带,是93年戛纳金棕榈获奖的《钢琴课》,我拿到这个录像带之后,大家互相在传这些录像带,组织在一起来看,这样更像一个兴趣小组。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志趣相投的兴趣小组,找到了我最初的合作者。93年北京电影学院所有的系都招生,我们的同学里面,我是文学系的,我们小组里面有录音系的,有摄影系的,有制片管理系的,也有美术系的。实际上在我们小组内部这样的一个分享录像带的活动,我们共同聚集的是一个完全可以马上去拍电影的完整团队。我觉得人的聚集非常重要,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聚合,我们每周一起看影片,讨论影片,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它让我们萌生了更多的想法。到95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看完一部国产电影,还是大家特别不满,我们应该自己尝试去拍,那天大家谈得特别兴奋。内部就形成了一个机制,我们说这样,大家谁如果有短片的剧本,我们写出来,那时候还没有提案这个词。今天我们都很习惯,去哪儿提案提案,那个时候就说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短片写出来,想拍的东西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评比,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我们就来一起拍这个短片。找导演,找制片,找投资,请点击进入=》导演与制片

我自己就开始写一个短片,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三环还没有修好,电影学院外面北影厂那个三环路还在完善之中。路边有很多工棚,住了很多来自农村,来自偏远地区的兄弟。我对那些面孔特别熟悉,因为我从小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县城,我的亲戚有很多表兄弟、堂兄弟也都在农村。我是从外地到北京的,那时候中国开始城市化,开始经济迅速地变革,很多人来城市寻找生活的机会。那些睡在三环工地年轻的朋友,我觉得他像我的高中同学,他像我的表兄弟一样,我完全理解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特别想拍一个关于年轻人,关于农民工的一个故事,那是93年,还没有电影来表现这个群体。

我当时就开始写这个剧本,那时候写的特别快,大概一星期就写完,写完了《小三回家》这个短片。那时候我记得整个小组大概收到了5、6个剧本,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真的是面红耳赤,每个人想当导演的就提供剧本的同学,要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的演讲,我要讲从第一场讲到最后一场,差不多不是讲,是在演,有一个人演,又演小三,又演他周围的人,因为试图想让同学了解我想拍什么。还要描写那个空间,还要给同学描述,那个场景我想拍成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光线,大概是早上几点。每个人都是这样非常认真的,用今天的话就是提案的过程。提完案之后,最后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就最后决定拍我这个《小三回家》。

面临了人生里面第一个预算,同学问你这个需要花多少钱,怎么做,你会去大概算一算,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个钱怎么解决在商量,但是总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需要多少钱。回去之后跟管理系的同学形成了一个小组,因为我财务上的事情,比如说一台摄影机租回来多少钱都不知道,必须找一个学这个的,形成了最初制片人跟导演的合作,我找了一个我们管理系的同学。这里有一个背景,到95年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有一些勤工俭学,我那个制片系的同学在北京电视台给人打工,做栏目的制片。我是做枪手,给人写电视剧,一集能挣好几千块钱,算是很高的收入,大家还有一点点经济基础,就不完全是一个学生,因为都在外面有一些勤工俭学的事情。

然后我这个同学他就跟我一起来做这个预算,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预算,我们做了一个全部需要按正规的电影操作,比如说摄影机租金每天是1000块,还是2000块,那时候录音还是大的开盘带,纳格拉的录音机每天是500还是1000,需要多长的周期,事无巨细把全部的预算做出来,包括人的工资也打在里面,这是一个正常电影工业的标准。

那个我记得算下来将近10万块钱,在95年的时候,那就傻眼了,如果这样去拍的话,是完全拍不出来的。我就梳理了一个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就跟同学商量,我们说我们一起拍,大家全部没有工资,甚至补贴都没有,所有人都同意。那我就来组织我的摄制组,我跟我们小组里学摄影的同学聊,他来做摄影师。学录音的来聊他来做录音师,学美术的聊他来做美术指导。整个团队建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工资这块可以写一个0,因为大家都愿意帮忙,都愿意来做。工资这块撇去之后,在最初的创业里面,我们拥有的只有两个财富,一个财富就自己蓬勃的创欲,第二个财富年轻人之间的友情,是人的资源,没有周围人的帮助,特别是电影是团队化的操作,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如果你有人的资源,你有这些合作者,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财富。就好像我们可以把人员预算变成一个0,那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这个谈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器材的情况,那个器材当时租金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就想想内部怎么样能够消化。实际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挖掘内部的资源,整合这个资源潜质。结果果然一聊,在学校有一阵叫蛋炒饭聚会,每天聊这个事,每人一盘蛋炒饭。有一个同学他说他父亲的单位刚买了一个摄影机,说那个摄影机就在办公室扔着,根本没人用,那个单位是一个报社,不能说那个报社的名字。说你能不能跟你的父亲说一下,把这个摄影机借出来?后来他回话可以,说几天?说用一周。说没问题,那你就星期天借出来,用一周,下一个星期日还回去,我们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那等于摄影机的问题解决了,摄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录音器材的问题。录音器材更冷门了,它只有拍电影的公司才有,后来我们录音师是个女孩子,她说这样子,我去我们录音闹一闹,她就去闹,说我要借一台纳格拉录音机,我们要自己拍短片,没钱,能不能借?基本上每天去系里面静坐,系主任烦死了,就好吧,借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拍摄,毕竟你得有交通费,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来演,老人家,你得找老人来演,得给人相应的报酬。最后的决定说,真的是有点像耍把戏卖艺,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我自己先拿出几千块钱,因为那时候刚写完一个电视剧,有一些收入。差不多只把生活费留下来,全部都拿出来,同学也都拿出来,有点像众筹网的模式,只不过不是在互联网上,在一个小组里面,就把钱放在一起,放了大概有2万多块钱。

说实话当时按照预算知道还是不够的,但是它可以开始了,因为这个钱不是你一下都要付出去,它是在你制作过程里面每一步骤付出去。我们就开始做像今天现金流的安排,头一天要花多少钱,第二天花多少钱,一周拍完之后,多长时间可以不花钱,到什么步骤,比如剪片的步骤、混音的步骤又要花钱了,又做了这样一个表。

整个拍摄非常奇怪,先是摄影机出了问题,原来说好是可以连续地一周,我们第一个周末拿出来拍了一点。那个同学突然收到电话,第二天必须拿回单位,拍摄就终止了。变成每个周末出来拍,因为那个周末机器没人用。这样拍完之后,那个2万块钱也差不多就花完了。

花完之后,我就是抱了一堆素材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下来很多同学很惦记这个片子,比如说有个同学帮一个栏目出一个创意,或者有的同学帮一个广告公司做一个创意的工作,或者拍广告,又挣了一点钱,我们就不停在募集这个钱。又募集了几千块钱,可以去剪片,我们挑了一个最便宜的机房,那个机房在官园少年宫里面,那个机器平常没人用,我们用,租金非常便宜。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做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做成了。

这个影片完成了,但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电影工作来说,其实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只完成了创作的这一半。但是如何进入到流通领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还没有推到电影院,没有推到观众那里。当时是一个录像作品,也不可能进入电影院,又是一个50分钟的短片,那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怎么被人看到?它要不要被人看到?当时我们就先组织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看片会。我那时候住宿舍住618,贴一个大字报,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完成了《小三回家》,晚上几点在618举行全球首映式。

大概那个宿舍非常小,那时候是四个同学一个房间,大概挤了20、30个同学,密密麻麻,同学一边看,一边抽烟,将近50分钟的短片。我记得应该是15分钟后开始走第一批人,那个宿舍走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我跟副导演那个人,同学都走掉了,非常得失落。我自己也觉得拍得很难看,到今天我都觉得它拍得很差。但是那个打击真的拍了,同学都看不下去,我那个同学帮我做副导演的同学比我小5岁,我23岁年大学,他才18岁。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录像带从录像机拿出来,把我抽屉打开,把录像机扔进去,把抽屉一锁,说贾樟柯,你再也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很失落,那真的是一个挫折。

躺在床上一想,哪个地方还不错,首先我自己没把自己一棍子打死,我总是内心里面死灰复燃,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那个制片朋友跟我年纪还差不多,他说这样,咱们就去别的大学,咱们这都是学电影的,要求太高了。咱们找些要求低的,咱去别的综合性的大学,他说你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他就去联系,他去了北大,去了人大,去了美院,去了农业大学,找了很多大学,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大学放。真的那时候特别沉重,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有很大的挫折了,硬着头皮把片子拿到第一站北大,北大有一个社团叫纵横摄影小组,在北大的阶梯教室里面,是一个小投影,几百个同学在看。

我就跟我的副导演非常焦虑,在阶梯教室外面抽烟,他比我个高很多,一直在看,人好像没走,一直到放完,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开始讨论。因为北大同学不太关心你这个光用得差不多,被剧情吸引,就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农民工的问题。我觉得我收获了另外一种认同,你表达的内容方面的认同。

接下来拿着这个作品一个一个大学放,我觉得它给了我最初面对观众的经验。这一轮放完之后,毕竟是个学生,我们就开始上课,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但是后来很偶然机会,我有一个参与我们小组他也是摄影师之一,是一个香港的留学生,他跟我说。贾樟柯我今天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香港艺术中心有一个独立短片展,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个片子送过去?我说可以。那我这个同学就帮我把这个录像带托让送到了香港短片影展。送到香港短片影展之后,这个事也就结束了。

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那个同学突然找我说,好像得奖了,他们让你去领奖,你去不去?我说可以。什么奖也不知道,稀里糊涂,那时候坐着火车,从北京一气坐到深圳过关,参加影展。真得奖了,有5万块钱的将近,那时候港币还比人民币贵一点,我说这不仅回本了,还挣钱了,特别高兴,取了现金之后,就装在衣服里头,坐火车回来,就开始坐下来分钱,真挣钱了,大家高兴死了,把大家各自过去投过来的钱还回去。但后来同学说要不这样吧,留一部分我们继续拍别的,留一部分发展资金。

我觉得整个短片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变得是收获特别大,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在很多步骤,我们因为大家在一起没有中断。比如说写完剧本,我没有中断这个想法,我去跟大家讲,提案,把它讲出来。发现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没有中断,想办法整合资源把它做出来。特别是拍完之后,我忘了讲一个,拍的过程我就觉得特别乱七八糟,第一次当导演,那个业务完全是不熟悉的,拍的过程特别痛苦,就觉得拍得不好,特别谴责自我。拍完之后我真的有不想剪的念头,拍完了就算了。但同学说不行,我们的钱都在这里,你多少得剪出个东西落。

发现素材跟理想有差距的时候,还是没有中断,还是剪完了。剪完了之后给同学看了,得到的同学的批评,也没有扔到一边,还是继续想给更多的人看。这样一个自主的放映结束之后,还去了影展。整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稚嫩的小组拍摄,实际上帮助我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感受这个产业链的过程。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起码学到了这些东西,我写剧本,我是一个编剧,我在熟悉编剧的业务。我开始跟制片人工作,我们开始做预算,我们开始去整合这些资源。我学到了制片的知识,我开始去看景,我开始熟悉导演业务里面看景这个业务。看完景选演员,开始学习怎么选演员,怎么想象自己的人物形象变成一个大活人。接下来是实际的拍摄。先安排哪儿,后安排哪儿。拍完之后学习剪辑,剪辑完之后怎么放到流通渠道,大学里的放映对我锻炼特别大,怎么样面对观众,怎么样讲很多的话,把你的话讲出来。

导演的工作说话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从开拍之前就要开会,一直到见观众,你要不停地说话,当时对我性格改变也很大,那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还算一个相对偏内向的人,不熟悉的人面前话挺少的,整个这个过程培养了我,不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跟我性格的改变跟塑造都有帮助。

包括去电影节,包括怎么把钱拿回来,我觉得整个过程给我一个经验,我好像学习了整个电影产业链,我经历了一切,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经历了拍完片子,一直到在终端领域里面发行放映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的完整性,它给了我事业里面第一份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另外一个机会就产生了。就是因为在《小三回家》去香港独立电影展去交流的时候,当时我碰到两个香港年轻人,一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一个刚从比利时留学回来,他们俩成立了一个公司,他们俩基本上都比较喜欢大陆文化,成立了一家公司叫胡同制作。为什么叫胡同制作呢?两个人来北京旅游过,喜欢胡同。再一个电影是不是个死胡同,他也不知道,反正就先做,如果是死胡同,这公司就取消了,就不干了。但他们俩也是刚刚创业,碰到我这样的一个刚当导演的人,他们看完《小三回家》,说小贾咱们能不能合作?我说好,我们是一家公司,我们现在要投资电影,我非常愿意。其中比利时留学回来的香港年轻人,他是摄影师,他的片子也在短片展,他特别喜欢我的短片,我也特别喜欢他的短片。因为他的短片是他自己摄影的,我很喜欢他的风格,最起码我很愿意跟摄影师一起合作,那个摄影师叫余立威(谐音),从97年一直合作到现在。

那个制片当时就说,他说你拍一部片子,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那个时候大脑运算非常快,我还没有想一部电影究竟花多少钱,我给了他一个态度,你给我多少钱,都能拍出一个电影来。他说真的?我说你要给我30万、40万的,我给你拍30万的,你给我100万的,我给你拍100万的。不是我没有原则,多少钱都能拍,是说一个人的电影想象里面有多重的,比如说我也有战争电影的想象,那可能需要一个亿,显然是实现不了。我也有比如说两个人就可以演完的一个电影,就在房间里,那就是20、30万足够了。我们有很多电影想象,你资金够多少,拍多少钱制作,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包括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最初最早的剧本,我知道他们刚刚成立,也都是年轻人,就一点点钱,我觉得要务实,做符合他的项目。当时那个朋友就说,那个香港制片就说,我们大概能动用的资金是人民币20万左右,你可以吗?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有一个故事,你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做?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我一直想拍的短片。那个短片叫《夜色温柔》,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状况了,相爱很久,但是都没有相处过,因为没房子,也没机会。有一天这个男孩子的朋友就出差了,有一个空房子能借给他们,这一对男女第一次相处,第一次过夜,然后两个人一个夜晚,一个房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相爱,关于信任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当时按照预算和剧本,我们希望是能拍一个40多分钟的短片,因为只够支持一个短片的拍摄。这个40多分钟作为一个精致的短片,在国外的市场也应该有一些发行的可能。在国内是没有发行可能的,因为那时候在国内发行只能那种标准的电影,90分钟,经过国家审查,完整地进入院线系统。当时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准备这个短片的。

大家都谈好了,我也就回了北京,也回了山西,正好春节过年。那么在春节过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灵感产生了。这个新的灵感我突然发现中国在变。之前你也发现在变,不会触动你,觉得一点点有一点小改变。因为我70年出生,77、78年中国在改革了,这个变化你是能看到的,有一天家里买了电视机,很大的变化。小学时候看科教片,学校组织看科教片,科教片里面在放有一种新的科技发明洗衣机。没过第二年我们家也买洗衣机了,觉得变化很大。但是它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冲击。找导演,找制片,找投资,请点击进入=》

到了97年初,我回山西老家的时候,那个寒假冲击非常大。我父亲跟我说,我们汾阳县城的两条主马路要拆掉了,那个对我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我特别喜欢我们县城,很小,其实它是一个明代的县城,一直延续到我小时候。当时破坏也很小,唯一的破坏原来它有跟平遥一样的城墙,49年之后城墙拆掉了,但是整个街道、社区,完全是古代的样子,非常美。而且也是中西结合,因为1900年以后,庚子事变之后,就开始有教会,县城里面有两个教堂,有两个西式的建筑群落,我们的医院,我们的中学也都是教会的,就非常美。说都要拆掉了,那个对我来说小时候的记忆、经验都没有了,我再回来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现在生活里还都在拆。

另外一个在县城边上之前开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卖土特产,核桃、红枣。到我97年回去的时候,全部变成了歌厅,而且歌厅都有一个外国名字,维也纳歌厅,梦巴黎,最本土的就是夜上海了,就开始有很多歌厅的女郎。这个县城里一回去就听很多关于婚变的问题,有谁谁谁跟歌厅女郎相爱了,他们怎么私奔了。那时候我年纪也比较大,我有些同学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都有小孩了。他们生活也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跟父母有矛盾了,夫妻之间有矛盾,还有好朋友之间有矛盾了。你会发现整个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就特别想拍关于变革的影片。

我就给香港制片,跟他沟通,我说我想改计划。他劝我不要改,他说我们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演员也挑了,预算也做了,这个钱也在,你再改计划,我们还得重新开始。打完电话我就开始,那个创作冲动你是压抑不住,就开始写剧本,大概三周的时间写完了《小五》,是关于县城里一个小偷的故事。写完那个剧本,那时候没有EMAIL,让我的香港制片看这个剧本,后来就发现邮局有传真机,大概是15块钱一张,我把剧本全部传真到香港,我们通电话。我说还是《夜色温柔》的预算,用16毫米,当时《夜色温柔》想用35毫米拍,完全工业化的工艺,电影院都能放。16毫米是比35毫米要窄的,在我准备用的时候,基本上只有新闻才用,拍一些新闻、广告才用,它很便宜,电影院没法放。我说我用同样的预算,我拍16毫米,拍一个长片可不可以?然后我这个制片同意了,他说那就这样去办吧。

接下来开始马上组织摄制组,摄制组的主体也还都是我们电影学院实验小组成员,包括演员很多是同学,还有亲戚。之后我们拿到了第一笔首付款,我就跟摄影师两个人,我记得在南城那边去柯达买胶片,买16毫米这个胶片。我们算下来这个预算,我们如果拍一个90分钟的电影,我一个镜头只能拍三次,我拍第四次就不行了,因为你够不够了,我只能拍3:1的片比。

这一路上我摄影师非常焦虑,因为这个钱也有他一部分,他也是那个公司股东之一,他也知道钱不够,说小贾究竟这点钱能不能拍完?我说再说吧,反正先动起来。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觉得只要有基本的一个条件,我们动起来,这件事情就可以做下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什么样的环节,就去克服什么样的环节。

那时候我们去了柯达买胶片,卖胶片的经理就聊天,你们哪儿的?电影学院的,你们拍学生作业?我说不是,这我们自己拍一个长片,跟学校没关系。说拍多长?最少90分钟,要多少,我们定胶片,就出库。一直这个卖胶片的经理一直很疑惑,他最后把胶片给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抱着胶片出来了。抱着胶片,我跟摄影师两个人准备到街上打黄面的运胶片回去。突然那个经理从他们公司跑出来,跑出来之后,他说小贾这样,我个人送你10本胶片,他用他的钱给我买了10本,我特别感动,我觉得真的你只要特别想做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有价值的,一定有人帮你。

就像如果大家上众筹网,如果你这个事情真的有广泛的共鸣,你也一定能找到支持者。我很感动于刚才校长肖南讲的一句话,他说这种模式是一个信任的模式,怎么跨越人的陌生,怎么样跨越陌生去帮助别人。

那个时候这个经理他真的焦虑,这个孩子这么想拍电影,这点胶片是不够的,他就走了,按他的经验知道干不完的,那他真的是焦急,他自己买10本胶片送给我,他说你去用吧,你好好拍电影,支持你。我跟他不认识,之前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根本没有任何交情。我就跟摄影我们俩在车上就说,我相信这个电影一定要拍出来,这就是人与人应该有的一种相互帮助,我觉得对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经理给了我信任。我因为他给了我信任,我拍的一丝不苟,我觉得这背后不仅是有他,有制片人的钱,也有我们大家的劳动。每天差不多要工作15、16个小时,那么漫长的工作时间,因为按预算必须在21天内拍完。到22天就超支了,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压力绝对不能超支,绝对不能超时,超支就是灾难,一定要在21天里面完成。

我们整个这个预算,整个拍摄的计划非常严格,第21天真的拍完了,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底下,在大家的帮助底下完成了第一个长片。

完成第一个长片之后,我觉得在创作上我自身是比较熟练了,因为前面我有短片的那种培训。但是真正你要把这个片,因为它已经不像《小三回家》是一个短片,更多是作为一个学生的练习来拍。但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作品,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够走得更远,制片人就把它送到了柏林电影节。送到了柏林电影节之后,就入选了青年论坛。青年论坛它会给导演一张飞机票,还有几天酒店,制片是没有的,制片人跟摄影师就商量,他俩究竟谁去,后来摄影师陪着我去,因为他们英文跟法文都很好,也一直跟我拍这个片子,也对这个电影了解,我们俩就去了。我们俩去之前,制片人就说,你们去了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片子卖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嘱托,真的是很沉重的嘱托,要卖东西,我没卖过,怎么卖这个片子,卖给谁?

我们就去了柏林,去了柏林就跟电影节打听,卖片子怎么卖?电影节有一个热心人,我给你一个名册,那个名册是参加柏林电影节所有买家酒店的地址,他们有登记,比如说这是法国什么公司的,他是一个买片的买家,住在柏林什么酒店,我们自己就印了一个请柬,因为要请人家看电影才能卖片子。我们就印了一个请柬,有一部中国年轻导演的电影,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看,让你很惊奇。接下来到这一步我又头痛了。

发完之后我摄影师还不踏实,他打听到柏林电影节有一个餐厅,就是摆摊位,但是中午有一个餐厅所有买家在那儿聚餐吃饭的地方,他说所有的买家都在那儿,我们印一些请柬去在那儿发,派请柬。我心里有点犹豫了,因为我还没那么严重,那好吧,我们就印好之后,就站到餐厅门口,但是站到餐厅门口的时候,迈不动那个腿,从来没给人发过东西,我真的进不去,我跟我的摄影师就在门口站着对望,他年纪比我大4岁,他非常生气,说小贾,这个片子是你的片子,你不去推广,没有人去推广。他这个话真的说的挺打动我的,他说这样,小贾你在外面等我,我进去替你发,我同初中在香港,我们要生活下去,我初中开始假期就要去各个公司推销文具,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这算什么?他就转身拿着一堆单子进去发。北方人性格里面有很不自我开放的理念。

他进去发一发,对我触动特别大,我也进去开始发。从那个时候突破了我的一个心理,过去一个障碍,过去真的不敢推销自己,不敢去跟人接触,不敢把自己的创意卖出去。我觉得我的摄影师他教给我很多东西,他教给我一个东西,你自己的事情必须你自己去努力,如果连你都不努力,连你都不好意思,没有人帮你。在那个时候再有新的片子,我去跟制片人谈,我去跟金融界谈,我去跟广告界的人谈,我都变得非常放松。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懂得它是你事业的一部分。

整个从98年柏林电影节结束之后,相对之后电影生涯就变得非常顺利,因为在从大学拍短片,一直到拍出第一个长片,我觉得其实是最艰难的。而往往最艰难的,最有力量的时刻,才能够体会到完成一件事情,你自己实现自己梦想的冲动有多大。当我想拍电影的时候,写出剧本来,不能拍的时候,那个等待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为这件事情而生,我必须完成这件事情,要不然我觉得在生理上都不舒服,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建立在一个自己的意志力之上,也建立在你所拥有的多少帮助,你的工作能感染多少人,你是不是有合作多少人,你是不是在茫茫人海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一起跟你乘风破浪,一起跟你克服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愉快的过程,因为你会觉得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向着实现梦想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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